我们祁东人把走亲戚叫作“行人家”。一个“行”字，道尽了从前的滋味——路长山弯，一步一步，全凭双脚去丈量。

我家姊妹五个都在读书。父亲在外地公社工作，一月难得回几趟，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。这样的家庭，当时叫“半边户”。田里的工分，全靠母亲一人挣，怎么也挣不够。年底分红，别人家分钱分肉，不倒欠就烧高香了。

没有劳力就没有工分，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，分不到粮，日子就只能掰着手指头过。平日里，餐桌上多是红薯叶煮红薯，或是萝卜白菜一锅烩，清汤寡水，锅里能照见人影。“红锅菜”是常客——锅烧红，菜倒下去干炒，撒把盐就起锅。那种寡淡涩嘴的滋味，至今想起喉咙还发紧。所以，一入冬，我们就开始盼，盼着过年。

进了腊月，母亲会把那件蓝阴丹士林布的罩衫从箱底翻出来，搭在竹竿上晒。衫子洗得发白，领口袖口打着细密的补丁。阳光斜照，衫子在风里鼓动，像要飞起来。我蹲在阶基上托腮看着，心里像有只麻雀在跳。母亲说：“初四去你外婆家，穿这个。”我不吭声，心却早已顺着门前那条羊肠小路，翻过山坳，蹚过小溪，落在了石榴仙村那棵大樟树下——外婆的家。

可我心里清楚，盼过年，不止为这件罩衫，也不止为几挂鞭炮。最盼的，是正月初几去舅舅家拜年。

一年到头，舅舅家那些好吃的，像是专为我们留着：梁上挂着的腊肉，坛里封着的血粑鸭，缸里压着的糍粑，还有花生、红薯片、灯芯糕……外婆总说：“留到，留到，外孙来了再吃。”

这话我听见过。有一回，我偷偷问母亲：“舅舅家那么多好东西，他们自己怎么不吃？”母亲摸摸我的头，半晌才说：“傻崽，那是特意给你们留的。”

腊月里日子黏得很，像锅里熬的苕粉，搅也搅不动。我每天跑到坳顶上望几回，望那条通向外婆家的路。路上偶尔有人走过，挑着箩筐，或是提着竹篮，我就追着看，看是不是去行人家拜年的。其实哪能呢？拜年要过了初一才动身。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脚。那条路弯弯曲曲的，路边是光秃的油茶树和冬茅草，风一吹，窸窣作响。我看着路绕进山那边，心也跟着绕过去，绕到外婆的灶屋，绕到那口冒着热气的鼎锅边。

夜里睡在床上，听见隔壁咕隆咕隆的推磨，是母亲在磨糯米粉。磨一遍，停一停；再磨一遍，再停一停。我就晓得，那是为了做糍粑，为了去外婆家。我在被窝里数日子，数着数着便睡着了，梦里全是白白胖胖的糍粑，在柴火灰里煨得鼓起来，滋滋地冒着泡。

年三十夜里，一家人围着火塘守岁。火烧得旺旺的，茶罐在火边咕嘟咕嘟地响。桌上有一碗切得透亮的腊肉，一碟红艳的剁辣椒，一钵少油的萝卜粉条。我眼巴巴望着那碗腊肉，母亲拿筷子敲我手：“莫猴急，留着去外婆家吃。”我缩回手，心里头又想：外婆家的腊肉，只怕比这还厚些。

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三天长得像三年。初四那天，鸡叫头遍我就醒了。自己套上那件阴丹士林布罩衫，端坐在床沿等。母亲梳好头，从石灰坛里小心取出两包东西：一包白糖，一包杂货饼干，中间贴着方红纸——那是拜年的礼，叫“提篮”。

出门时，天刚蒙蒙亮。雾很浓，石板路湿滑。父亲提着竹篮在前，我揪着他衣襟跟在后头。过石拱桥，溪水哗哗响在雾里。母亲在后面叮嘱：“走慢些，莫踩空！”爬坡时，走一截就得歇口气。父亲坐在石头上抽旱烟，我蹲着朝山下望。我们的屋场在雾中隐现，只剩几缕炊烟袅袅飘升。

翻过坳，就望见外婆的土砖屋了。黑瓦，屋后几棵大樟树遮了半边天。烟囱冒着青灰色的烟，直直向上。我撒腿就跑，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啪啪作响。

外婆早已站在禾场上，手搭在额前望。看见我们，脸上笑开了花：“来哒？来哒好！”她迎上前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那手粗糙、温暖，满是茧子。舅舅从灶屋探出头，咧嘴笑：“外甥来啦？快进屋烤火！”

午饭摆在堂屋的黑漆方桌上。菜不多，却实在：一碗油汪汪的腊肉蒸豆豉，一碗煎得两面黄的血粑鸭，一碗滑溜的冬苋菜煮粉，一碟脆生生的剁椒萝卜干，还有一甑亮晶晶的白米饭。外婆不住往我碗里夹菜，碗里堆得尖尖的：“多吃些，正长身子呢。”母亲在一旁客气：“莫夹了，他在家有的吃。”外婆眼睛一瞪：“有吃？有吃的瘦成这样！”我不说话，埋头吃。那顿吃了两大碗，吃得肚皮圆滚滚的。

下午，舅舅去塘里网鱼。我跟在后面，看他挽裤脚站进冰冷的水里，一网一网地拉。网上来几条巴掌大的鲫鱼，在篓里活蹦乱跳。舅舅笑：“夜里煮荷包蛋鱼汤，鲜得你掉眉毛。”

晚饭就在火塘边。鱼汤在锅里咕嘟着，奶白浓香。舅舅打进两个荷包蛋，蛋白裹着蛋黄，嫩生生的。我喝了一碗又一碗，喝得额头冒汗，浑身暖烘烘的。外婆坐在对面，用火钳拨弄柴火，火光映着她的脸，皱纹里都藏着笑。

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明白。舅舅家也不宽裕，那些腊肉、血粑鸭、糍粑，不是吃不完，是舍不得吃。是从牙缝里省下来，攒着，等着我们这几个外甥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，他们比自己吃了还欢喜。

所以我们盼过年，盼的不只是那几口吃的。盼的是那份被惦记、被留着、被等着的心意。盼的是那条翻山越岭的路，盼的是外婆站在禾场上望过来的目光，盼的是那声“来哒”里藏不住的喜悦。

初五，在县城工作的满舅舅一家要回来拜年。外婆一早就起来忙，灶屋烟熏火燎，香味四溢。我帮着剥蒜，手指辣辣的。

满舅舅来时，太阳已老高。表弟表妹冻红了脸，一进门就挤向火塘。外婆端出攒了多日的花生红薯片，又从火灰里扒出几个煨糍粑，拍掉灰递给我们。糍粑外焦里糯，扯出长长的丝，蘸着白糖吃，烫嘴也舍不得停。

中午依旧丰盛。男人们坐堂屋，女人孩子坐灶屋。我听见舅舅和父亲说着田里、队里、开春种什么的事。那些话我听不大懂，只觉得那声音暖暖的，像火塘里的火，烘得人浑身发软，昏昏欲睡。

初六，我们该回了。外婆往竹篮里塞东西：桐叶包的糍粑、棕叶捆的腊肉、焦黄的红薯片、几个经霜后格外甜的橘子。母亲拦着：“别拿了，家里都有。”外婆不听：“这是给我外孙的。”

我们一步步往回走。回头望，外婆还站在禾场上，手搭凉棚。风吹着她的头发，灰白地飘着。我一次次回头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成了一个小黑点。再回头，转过山坳，什么都望不见了。

路上，我悄悄从篮里摸出一片红薯干，含在嘴里慢慢抿。那甜丝丝的味道，从舌尖一直流到心里，陪着我又翻过一座山。

后来我常想，那时候什么都缺，可那份盼头，满满的，足足的，够你嚼一整年。如今，什么都不缺了。肉随时能吃，去外婆家一脚油门就到。可外婆不在了，舅舅不在了，连那条石板路也变成了水泥路，平坦得走不出声响。

但每到过年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吃红锅菜的日子，想起梁上的腊肉，想起外婆那句“留到，留到，外孙来了再吃”。那滋味，比什么都香。梦里，常听见咕隆咕隆的推磨声，看见那条弯弯曲曲的路，和那个站在禾场上、手搭凉棚的身影。（作者：陶刚桥）